2017年10月12日,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环境类2016级博士研究生党支部、地学土管类2016级博士研究生党支部和环境工程专业(学术学位)2016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共计22名正式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份子,在三个党支部书记(蒋惠梦同志、银超慧同志、吕博学同志)的带领下,步行约3公里,来到了两个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与陈潭秋烈士纪念馆,成功开展了“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学习教育实践活动。此次活动依托三个党支部联合申报并获批的武汉大学2017年学生党支部“活力创新工程”之“两学一做”寻红色基因“一带一路”展珞珈风采(HLCXGCY1702)重点项目。
踩着斜风细雨,全体支部成员第一站到达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其位于武昌红巷13号,紧邻着司门口的喧嚣繁华,红巷、青石板、红砖瓦透露出历经岁月风雨的祥和安宁。进入讲习所后,讲解员热情的迎接了我们,我们也随着她的脚步,一点点深入其中,一点点深入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1926年11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为适应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农运干部的形势,计划中提出“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过紧张而有序的筹备工作,难忘的1927年春,黉巷迎来了一群准备“上山下湖”的大学生。几百双泥腿子踏过早春的泥泞,一批青年学子怀着青春的激情,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汇聚蛇山脚下,走进“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3月7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正式上课。4月4日举行的开学典礼盛况空前,气氛极为热烈。英气勃勃、身着戎装的邓演达同志在致辞中说道:“农讲所学生不是为求官而来,而是为求学而来,要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从农间来还是回到农间去。我们要穿着破衣服、脏衣服带着虱子去斗争,以求卸去我们的脏衣服,得到我们的一切。”
而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在大课堂,给学员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让学生了解到调查才有话语权,更让学生认识到走群众路线,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激起学员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内心强烈的共鸣。事实上,在繁忙的中共工作之余,毛泽东同志在农讲所还负责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是授课时间最多的教员。此外,他抽出许多时间亲自参与制定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和延聘教员等许多工作。因此,从三个常委的角度看,毛泽东同志是武昌农讲所的实际主持者。
毛泽东同志寄希望于农运,寄希望于这批未来的农运骨干,因而十分注重学生世界观的树立与改造,培养学员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武昌农讲所特别制定了学生遵守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与广州农讲所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它第一次提出了“从事农运的人,必须自觉地改造自己”、“痛切的扫除从旧社会上带来的毛病”与“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夏光等学员回忆说,武昌农讲所内有中共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学员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仅是理论上的学习,农讲所学员还每天操练两个小时,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叶挺同志1928年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回顾武汉政府时期共产党能掌握的武装力量时,把具体军事编制、受严格军事训练、人手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的武昌农讲所学员列入其中。
实践出真知,除开在校的不断深造,农讲所学员还参加了当时发生在武汉及周边的许多重大活动和斗争,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四五月间,麻城的土豪劣绅、反动民团先是在北乡烧杀抢掠,制造流血惨案,继而围攻县城。农讲所派出二百名学生同麻城党组织和农民群众一起,武装平息了“红枪会”发动的反革命暴乱,胜利凯旋。学员戴克敏写的《剿灭麻城会匪的经过》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上。
三个月的时间也许太短暂了。但一天比一天危急的革命形势需要农运人才。6月19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毕业典礼。邓演达同志在毕业典礼上鼓励学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农村革命。同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民协会举行“欢送农讲所学生毕业会”。
胸前戴着背面刻着“农村革命”的毕业证章,800多名学员走向各地农村,遍布神州大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掀起土地革命风暴的中坚力量。
然而由于国共合作的破裂,武昌农讲所有且仅有这一期的开办。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修复开放工作。旧址纪念馆于1958年开始筹建,期间,周恩来同志为纪念馆题写了“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馆名。1963年正式对外开放。我们这才有了机会站在这里回望那个年代的他们在这里挥洒的汗水和学习的印记。
随后还是那条青石板路,似乎引导着我们继续前进,我们第二站来到了“陈潭秋烈士纪念馆”,1983年9月27日烈士牺牲40周年时落成开馆。陈云题写了“陈潭秋烈士纪念馆”的馆名;叶剑英为纪念馆题写“纪念陈潭秋烈士向他的革命精神学习”。纪念馆内复原了“陈潭秋同志卧室”,同时还筹建了“陈潭秋同志武汉革命活动陈列室”。
陈潭秋同志,1896年1月4日诞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村。1912年,自他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奉党调派去江西任职,在武汉生活、战斗了十几个春秋。在这期间,他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党的早期建设,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0年9月,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郑凯卿7位同志在武昌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年底,小组负责人包惠僧同志准备去莫斯科学习,离开武汉,小组工作由陈潭秋同志负责。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董必武、陈潭秋同志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陈潭秋同志和代表们广泛接触,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磋商,当讨论大会宣言时,有人“认为我们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敌对的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我们对孙中山,应当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用。”陈潭秋同志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能把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相提并论。有人问:“孙中山不也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吗?”陈潭秋同志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一方面要坚定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另一方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人和事也要分一个青红皂白,分别了对待: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得人心,才能站在正义方面,才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取革命的大多数。”陈潭同志秋的这些意见得到多数代表的赞同。
他同样还“出席”了中共七大,是其中最“特殊”的中央委员,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陈潭秋同志为中央委员。可是代表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陈潭秋同志早在1943年9月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了。这名特殊的七大中央委员虽无缘见证中共七大召开的盛况,无缘参与七大党章的制定,但他用自己的生命,给什么是共产党员作了最生动的诠释。
站在纪念馆内的草坪上,绿草随着风摇晃着,平静地似乎这里不曾发生过惨烈的历史,然而随着一天的参观,我知道这种平静,是无数人浴血奋战的结果,他们或许曾在这里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锻炼体魄,并最终在群众中努力引导农民运动,最终的历史证明,正是从农村包围城市,才最终让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或许在这个地方努力播撒共产主义的种子,吸引更多的革命志士参与到这场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中来,并数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在革命一线,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最终胜利,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很多人甚至没能看到最终的胜利,他们怀着这样一种期待,这样一种执着,怀着兼济天下的伟大抱负,做好革命的一块砖、一片瓦,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后来者的道路。
我们作为后辈,将秉承先烈遗志,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供图:李文德、蒋惠梦;通讯员:王兰蕙、蒋惠梦)